刘南彦:芯缘政治:人工智能时代国际政治的一种新分析框架探讨

当前，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意味着人类从信息时代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被破坏甚至摧毁。在人工智能时代，计算机网络将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刻地重塑地缘政治。21世纪国与国之间的分隔是由硅基芯片和计算机代码组成的“硅幕”，半导体芯片已经成为当今大国博弈的重要筹码，影响了国际政治的形态、世界经济的结构和军事力量的平衡。人工智能技术有可能通过改变国际行为体的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冲击并影响国际秩序的变迁，甚至引发新一轮的大国博弈。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已经难以全面理解正在或即将发生的国际秩序巨变。因此，有力解释人工智能时代国际秩序的重塑和变化，需要打破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传统视角和思维，重新界定和理解人工智能时代以算力、算法和半导体供应链主导大国实力的国际关系新秩序。

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往往聚焦各国在人口、领土、军事、自然资源等领域的竞争，在解释传统地缘政治时代的国际政治方面具有强大解释力，但其并未关照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革命性变化。本文试图在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基础上，搭建芯缘政治这一新的分析框架，以持续拓展和深化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国际政治研究。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并非国际竞争、合作和冲突的国际竞争理论，也并未否定传统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而是为探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国际政治权力构成、竞争态势及国际秩序面临的新变化提供一个分析框架。

（一）人工智能兴起背景下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研究的局限

国际关系研究的三大主流理论分别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其中，现实主义假定，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由于无法判断其他国家的意图，生存成为大国的首要目标，大国为权力而竞争，权力分配决定了大国政治模式，影响联盟的形成。在国际空间的博弈上，现实主义认为大国的目标是通过地理空间的竞逐成为地区乃至全球霸权国；在权力要素上，现实主义主张国家权力由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战备、人口、民族性格、国民士气等要素构成；在安全方面，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安全威胁始终存在，并认为武力威胁和军事力量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要手段。而自由主义则强调通过合作、建立制度来约束国家行为，并强调经济相互依赖等。如约瑟夫·奈认为，相互依赖总是包含着代价，因为相互依赖限制自主权，相互依赖的各种不对称性是行为体权力的来源，相互依赖取决于各行为体获得可替代选择的相对能力及其代价。建构主义则主张，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是国家，国家通过有目的的互动来建构国际结构，这一结构主要包含行为体在互动中产生的共有知识等内容，并强调共有知识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而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这些主流理论往往都聚焦于传统地缘政治时代各国对地理空间、物质权力、制度身份等领域的竞争。

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浪潮的来临，国际关系秩序持续发生深刻变化，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博弈空间、权力和安全的内涵均有所扩展，芯片呈现权力化、武器化的特征，并成为决定国家生存、安全和权力的核心要素；自由主义所强调的相互依赖也极有可能被打破，国际合作面临更多技术和意识形态壁垒；建构主义提出的国家身份和利益认知的建构也受到人工智能技术的更多影响。可以说，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解释力都有所弱化。因此，本文提出以芯缘政治的新视角分析未来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的特征。 

（二）芯缘政治的提出及其对国际政治研究的拓展

1.芯缘政治（Chip Geopolitics）的提出。哈尔福德·麦金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将地缘战略思维引入国际政治分析，之后出现了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沃勒斯坦主张的世界体系理论等，这些理论强调大国竞争基于对海洋、陆地、天空等物理意义上的地理空间控制。然而，随着21世纪人工智能浪潮的来临，近年来陆续出现了结合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技术地缘政治、网络地缘政治、信息地缘政治、数字地缘政治和复合型地缘政治等新的地缘战略理论，这些理论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地缘政治竞争从权力领域扩展到数字空间，算法、算力和数据成为衡量数字技术的核心指标，从传统的军事力量对比拓展到以算力、算法为代表的技术竞赛，大国战略竞争实现了从物理空间拓展到数字空间。阎学通认为，传统的地缘政治观念和分析框架不再适用于数字经济时代的大国战略竞争，大国战略竞争聚焦于网络优势，数字思维将会取代地缘政治思维。梁怀新提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地缘政治正在被重塑为新的“芯缘政治”（芯片地缘政治），芯片可能成为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话语权失衡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其首次明确提出芯缘政治概念，但并未进行深入讨论和分析。西方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概念。如美国经济历史学者克里斯·米勒提出“芯片地缘政治学”（The Geopolitics of Chips），认为未来大国的竞争是一场“科技战”，全世界正在发生一场技术革命，而这场革命的核心是芯片。但其论述仅聚焦于芯片本身如何塑造地缘政治，并未对算力、算法和半导体供应链的竞争进行阐述；日本学者太田泰彦提出“半导体地缘政治学”，指出在现代地缘政治学中，除现实世界中争夺领土的海陆空战争之外，在虚拟世界的“新战场”上争夺霸权的国家也展开了对半导体的角逐，霸权竞争的另一个舞台是网络空间，但太田氏更多是强调半导体产业推动国际政治的变化及其对国家生死攸关的影响。此外，许多西方媒体也对芯片影响地缘政治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并在文章标题中提及“芯片地缘政治”。虽然目前学界已有诸多学者关注芯片、人工智能对地缘政治的深刻影响，并提出类似概念，但这些讨论大多聚焦于数字技术、芯片、半导体供应链中的某一要素对地缘政治、国际权力和国际秩序变迁的影响，尚未组建一个分析框架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的探讨。

基于此，本文试图搭建一个在人工智能时代深入探讨未来国际政治新走势的理论分析框架，即芯缘政治。本文将“半导体地缘政治学”“芯片地缘政治学”所提出的芯片在国际竞争中的核心地位、半导体供应链等要素纳入芯缘政治分析框架。此外，本文还将算法作为分析要点，其原因在于：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大国之间的竞争转变为数字空间主导权的争夺，这会导致传统的竞争模式被颠覆，新的竞争形态出现，而在算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算法同样深刻影响国际竞争形态的转向。结合上述讨论，本文把芯缘政治界定为：各国以半导体（芯片）为核心载体，围绕算力、算法和半导体供应链主导权等展开的战略博弈，博弈主体以国家行为体为主，但也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如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科技企业、半导体供应链中的跨国组织等。简言之，芯缘政治是一种超越传统物理和地理空间竞争的新兴视角，也是可用于研究和解释人工智能浪潮背景下大国竞争态势和国际秩序变迁的一种新分析框架，回应了人工智能时代大国竞争的变化和挑战。

2.芯缘政治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补充和完善。第一，解释人工智能时代博弈空间、权力和安全的全方位转型。首先，在博弈空间上，人工智能时代各国竞争从物理空间转向技术生态。技术界定主权，在传统的地理空间维度上界定主权国家的指标被打破。因此，大国不再仅是由对领土空间的占有和争夺来实现霸权，而是转变成在全球层面的技术生态竞争中力争上游。由于算法的投送能跨越地理空间的阻遏，大国很有可能通过数据殖民实现全球霸权，而不再局限于地理意义上的区域霸权。其次，在权力要素上，算力成为国际权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拥有强大算力的国家可以主导半导体设计和研发，通过技术优势实现数据收集、制定全球技术标准。最后，在国家安全上，芯片供应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在人工智能时代，半导体产业的安全成为衡量国家安全的核心标准。芯片断供成为非传统安全威胁，技术封锁成为“卡脖子”手段。降低地缘政治中面临的半导体供应链中断风险甚至比避免军事打压更为重要，确保半导体从设计、制造、封装和分销供应链的完整性，是现代最主要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

第二，弥补相互依赖理论解释力的不足，阐释数字霸权和技术壁垒增加国际合作困难的逻辑。一是技术的去中心化实现了对霸权秩序的消解、重构。芯片的设计、生产和集成分散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在数据网络和基础设施方面，中国的华为仍然主导着5G基础设施；而中美欧都各自控制着相应的数据中心。这表明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成为规则的唯一制定者，单一技术霸权难以形成，不对称相互依赖很有可能被打破。二是大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加剧分裂，国际合作难以进行。面对新技术带来的风险，尽管各国希望进行合作，但国际竞争导向了分裂和多权力中心，不同的法律制度正在出现，阻碍半导体获取、技术标准制定以及数据和算法监管方面的任何合作。例如，美国通过半导体供应链全方位打压中国，试图切断中国获取训练大型语言模型（LLM）和其他人工智能基础模型所需要的尖端芯片渠道，这加剧了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较量和对立态势，导致地缘政治持续紧张。

第三，探讨技术介入政治并重塑行为体共有知识、身份认同和利益认知的趋势。具有“自主意识”和“能自行作出决策”的人工智能及其算法可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新兴“行为者”，在各国互动中重构国际体系的共有知识。一是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受到技术介入的影响，从观念文化认同转向以算法及技术认同来塑造角色和利益认知的新阶段。拥有算法优势的国家，可以通过制定技术规范和产业传播标准来搭建制度框架，将自身的利益认知偏好转变为通行的国际规则，使权力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流通和积累，同时还可以利用其训练的人工智能模型输出核心价值。二是算法掌控下的社交媒体对身份认同产生深刻影响。研究表明，算法不仅可以协助组织社会运动，还可以用于塑造公众话语和个人看法。在西方国家选举中，越来越多的政治人物利用社交媒体算法塑造选民认知，比如2022年马斯克收购推特（Twitter）并将其改名为X，随之利用X平台算法推送大量右倾政治内容支持特朗普大选。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期望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算法塑造美国民众认知，改变话语体系。

相较于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芯缘政治的核心概念是算力、算法和半导体供应链，具体表现为各国在硅基芯片、光刻机技术、数据收集和分析能力、高效的能源供给、大型语言模型的训练和研发等领域的博弈（见表1）。前白宫人工智能特别顾问本·布坎南认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竞争可以简单归结为对“数据、算法和计算能力”三要素的竞争，计算能力对于人工智能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尖端计算设备是国家竞争的强大杠杆，没有算力的支持，数据和算法无法发挥作用。本文不把数据作为单独分析要素，而是把数据的占有、储存和运算作为算力的一部分，认为数据也是算法运行的前提。算力和算法是一种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关系，算力是算法的运行基础，算法的优化也可以大幅提升算力。算力、算法和半导体供应链之间的逻辑关联体现为三者都以半导体（芯片）为物理基础。算力依托于对高端芯片的占有以及数据计算基础设施，其背后地缘政治博弈的关键是高端芯片的制造能力和产业链的控制能力。对半导体供应链控制力越强，意味着越能有效掌控高端芯片的设计、生产制造、应用等流程，从而越有利于算力的提升和算法的高效运行。算力强调从物理技术等层面产生控制力和影响力；算法强调在数据虚拟空间的渗透力和主导权；半导体供应链强调在全球贸易和产业链层面的控制权和影响力。本文以算力、算法和半导体供应链控制力为基础构建芯缘政治“三位一体”的权力观和分析框架，三者从不同层面共同强化了地缘政治参与主体的博弈能力和影响力。

表1 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及芯缘政治的核心概念、竞争领域（略）

芯缘政治的本质是地缘政治逻辑在技术领域和数字空间的延伸，但其具有更独特的运行规则和权力形态，这一分析框架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算力是新秩序下影响国际权力和地位的关键

算力是芯缘政治分析框架中必须加以考虑的第一个分析单位，是人工智能时代构成国际权力的基础。本文认为，算力是指一国依托于信息计算力、网络运载力、数据存储力等为基础的计算能力。莫里斯提出计算人类社会发展的四大参数包括能量获取、社会组织能力、信息技术和战争能力，其中，能量获取必须作为另外三个衡量社会发展尺度参数的基础。而建立具备巨大计算能力的数据中心和模型训练设施需要大规模的能量（如电力）供给和支持，因此，本文认为算力的内涵还应涉及为大量计算提供高效便捷能源的能力。算力不仅是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领域，也是国际规则制定权的前提。

第一，算力通过技术标准制定、数据流动控制等中介变量被转换为国际权力。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标准制定成为国际竞争的关键领域之一。对关键新兴技术标准和市场标准的控制可能为国家带来巨大的贸易和经济利益，由于军事领导地位依赖于高水平技术和经济实力，标准也和国家安全相关。技术先发国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技术标准，并依托技术标准打造技术壁垒，通过标准制定来产生治理权力，从而实现自身在相关技术领域的主导性国际地位。换言之，拥有强大算力的国家可以通过制定技术标准的方式增强对人工智能、数据治理、国际规则的掌控，进而转化为更强的国际权力。当前中美欧拥有强大算力，但中美两大国使用了不同的芯片架构，采用两套不同的技术标准。中小国家或地区不得不对大国的技术优势和标准进行战略选择。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其难以实现人工智能主权，即使是可以建立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中等强国，也很可能会使用大国的半导体、云基础设施，并严重依赖大国的人才和人工智能基础模型，这使得大国能够利用技术对其合作伙伴施加条件，控制访问数据以及为自己开辟更广阔的计算资源。如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等中东地区的国家为了获得美国的高性能芯片，承诺基于美国技术标准建设数据中心。长期以来，美国正在通过对网络连接、软件和硬件等数字基础设施的控制，重新实现对“全球南方”的殖民。此外，数据已经成为国家安全和竞争的重要优势和关键力量源泉。作为人工智能核心的算法尤其受益于海量高质量数据，具有算力优势国家能够控制数据创建和储存位置或制定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利用数据更快地进行创新，从而能够在地缘政治上获得巨大优势和影响力。

第二，算力是判断各国实力及国际地位的新的重要标准。算力的分布趋向集中催生国际秩序新格局。亨利·基辛格和格雷厄姆·艾利森认为，“目前人工智能领域，中美两国是仅有的两个拥有训练最复杂人工智能模型所需的人才、研究机构和大规模计算能力的国家。”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莱赫登维尔塔教授（Vili Lehdonvirta）研究发现，全球在人工智能芯片所有权方面存在巨大鸿沟，人工智能算力高度集中在全球30个国家，美国和中国遥遥领先，据此他将全球划分为“计算北方”“计算南方”和“计算荒漠”。本文基于莱赫登维尔塔的分析，并结合算力发展、能源基础设施和大数据中心建设情况，将全球划分为三类国家或地区，用以判断该国或该地区的实力和国际地位。第一类国家和地区是“算力大国”，其具有强大的芯片设计制造能力，同时拥有高效运行的数据中心和大规模能源供给设施，如中国、美国、韩国、日本、荷兰等。其中，中国和美国是“算力超级大国”，发挥重大国际影响力。第二类是“算力中等国家和地区”，其具有一定的芯片制造能力和部分能源基础设施，拥有一定规模的数据中心，如东南亚、巴西、沙特等，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第三类是“算力弱势国家和地区”，其没有任何或仅有少量支撑算力发展的基础设施，只能依靠外国提供算力基础设施及能源，使用外国的数据中心，如非洲、南美洲等，在国际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

判断一个国家实力大小要看其掌控或垄断了多少半导体技术和制造半导体芯片的设备工具，拥有多大规模的数据中心以及能否保证大规模能源的持续有效供给。此外，也需要深入研究算力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情况，从而分析其对国际秩序变迁和国际力量变化产生何种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如果算力只由少数国家或地区提供，有时甚至仅由一个国家或地区提供，那么几乎可以断定这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

（二）算法深刻影响国际竞争形态和全球风险

算法是芯缘政治分析框架中必须考虑和纳入的第二个分析单位，是影响意识形态和“文化战争”的重要因素。算法是指一组为了解决特定问题而设计的流程，最终得出预期结果的指令，算法依赖于一组输入数据，然后对其进行计算、数据处理和推理以产生输出。没有算法，人工智能就不存在。当前，国际竞争形态中的“文化战争”日益凸显，算法进一步强化了各国对数字空间的战略性争夺和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控制，整体上推动国际竞争越来越转向虚拟空间。

第一，算法介入并影响“文化战争”形态。人工智能时代“文化战争”的主要工具是算法，各国以算法为主要工具，在数字空间领域进一步强化意识形态冲突和分歧。以往的“文化战争”主要通过传统媒体渠道如报纸电视、广播电台等输出和渗透意识形态，例如美国通过“美国之音”广播电台、英国通过英国广播公司（BBC）等媒体争夺意识形态空间的主导权。然而，人工智能时代人们接触和获得的政治信息是算法推送或筛选过的，实施“文化战争”的一方可以操控算法，将争议性内容优先推送，传播己方价值观，从而引导舆论塑造认知。因此，应当分析一个国家如何通过算法来影响受众的价值观，塑造本国的国际影响力，关注国家如何利用算法对他国进行回应或发起挑战和“文化战争”，分析这些算法竞争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影响地缘政治的变迁等。

第二，算法重塑军事战争形态。虽然传统的军事优势和对关键矿产、能源、基础设施、核武器等实体资源的争夺仍然持续，但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成为“新的石油”，国家之间争夺的资源越来越倾向于数据。这是因为本国的基础设施、军事建设需要强大的算法支撑，而算法又必须输入大量的数据资源训练以实现高效发展。具有较好算法的人工智能模型作为概念性武器被快速研发，算法成为军事领域的新型武器，通过影响军事战略、战术和决策过程来塑造战争的性质。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认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战争出现新范式，技术参与其中。有别于以物理伤害为特征的战争以及网络战和心理战，人工智能不仅被用于指挥无人机作战，还能提供对敌方意图及战略的评估。先进的芯片被用来筛选情报数据或者是控制无人机飞行，哪一方算法能根据数据计算结果更快作出情报分析和决定并采取行动，哪一方通常就能获胜。算法不仅是影响战争能否获胜的重要因素，而且其可能进一步加剧而非有效遏止军事冲突，并推动军事战争形态从陆地、水面和空中领域转向虚拟网络空间。

此外，还需关注算法给国际政治带来的新风险、新挑战。首先，算法有可能带来“数据殖民主义”。训练算法需要从用户的活动中获取数据资源，对利润的欲望驱使人工智能行业不断扩张。少数数字技术领先的企业或国家能够通过收集全球数据来控制“领土”，把全球其他地区变成自己的“数据殖民地”，从亚非拉国家获取的原材料变成了大数据，这颠覆了暴力夺取土地和资源以及剥削人民的传统殖民形式。如剑桥分析公司（CA）利用2017年肯尼亚和2015年尼日利亚大选数据作为其算法技术的测试场地。同时，数字技术领先的国家还通过压迫和利用落后国家的非技术性劳动力，囊括大部分收益。例如，OpenAI与Sama公司合作在乌干达和肯尼亚等落后国家雇佣工人标记数据、审核删除非法画面，这些工人面临心理健康受到影响的风险，但其收入却是按照该公司全球薪酬最低标准发放。算力弱势国家或地区很有可能被迫成为21世纪数据殖民的对象，全球有可能出现一种新的不平衡。其次，算法有可能助长恐怖主义或使其失控。恐怖分子利用科技公司内容审核政策的漏洞传播暴力极端主义思想，并策划恐怖袭击，进一步加剧了非传统安全态势。最后，算法给国家间关系和全球治理带来挑战。由于高科技企业控制着数据、算法和处理基础设备，有可能产生深度伪造、诈骗和生成带有偏见的结果，让世界范围内的偏见和敌对情绪高涨。例如，微软聊天机器人Tay通过与平台上用户的互动吸收自然语言数据作为训练语料库，迅速习得并在X上发表针对女性和黑人的仇恨言论，助长了偏见和歧视。芯缘政治主张必须关注算法在全球范围内活跃会造成何种风险。

（三）在半导体供应链中的地位和角色深刻影响国际参与者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芯缘政治分析框架还主张将半导体供应链作为分析单位，对供应链的控制力越强，在国际政治中越具有影响力。这是因为在技术专业化分工的情况下，芯片从绘制到制造的各流程不一定全部由某个国家或地区掌控，各环节有可能分散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当中。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半导体供应链中的地位和技术掌控程度，包括对制造半导体关键矿产资源的供应能力、半导体制造能力以及市场的自主化程度等，共同影响其国际地位和竞争力。

其一，在半导体供应链中的地位决定其发挥国际影响力的程度或是否能主导国际秩序。在半导体供应链中不同层级的国家与地区，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发挥的影响力和参与制定规则的话语权也有所不同。一国或地区对半导体供应链越具有控制力，就越能掌握某一环节或主要环节的主导权，就越能影响国际秩序，相应就具有越高的国际地位。本文认为，半导体供应链层级可以划分为“使用层”“制造层”和“设计层”。处在“使用层”的，是在半导体供应链处于依附和被动位置，只能依赖或购买现成半导体的地区和国家，如非洲、中南美洲等地的大部分国家；处在“制造层”的，是在半导体供应链主要承担后端代工或芯片制造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荷兰、韩国等，其在国际体系中具有一定地位；处在“设计层”的，是掌控尖端芯片设计和研发，进行顶层设计和绘制，同时具有制造半导体的能力，在国际体系中发挥重大影响力的地区和国家。半导体作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武器”，在半导体供应链上的合作，就是地缘政治学上的国家战略。因此，需要关注大国之间是如何通过半导体供应链合作或联盟实现技术垄断，打压其竞争对手，对地缘政治和国际体系格局施加影响力。同时，也应着重考察一些国家或地区如何利用其在半导体供应链上的技术优势谋求扩大政治影响力或塑造其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地位。

其二，半导体供应链上的非国家行为体介入国际竞争并扮演重要角色。虽然传统的国际秩序主体以政府和主权国家为主，但人工智能时代掌握算力设施、算法的跨国高科技巨头、国际组织等不断发展壮大，甚至逐渐掌握了干预世界经济和全球不同政体国家国内与国际政治经济的能力，成为国际关系权力结构中的新兴行为体。科技巨头向特朗普政府效力，有可能导致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严重升级，颠覆经济格局并重新定义21世纪的主权。具体到半导体供应链上，英伟达、英特尔、台积电、三星、阿斯麦等科技企业垄断了芯片的研发和制造环节；谷歌、脸书、苹果、阿里巴巴、字节跳动、亚马逊等高科技巨头主导着全球人工智能的内容审核和数据收集分析，控制着各媒体平台的算法和信息推送。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在地缘政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介入国际秩序的塑造。因此，还需要解释半导体供应链上活跃的非国家行为体，如台积电等高科技公司，在大国权力博弈中扮演何种角色，也需要分析具有芯片制造和人工智能武器研发能力的非国家行为体或跨国公司如何介入和干预国际安全。

中美战略竞争是在21世纪中国快速发展和美国试图维持其霸权地位的大背景下产生的重要国际政治现象，这一现象在特朗普第一任期逐渐凸显，不仅涉及重要的经济和安全利益竞争，还涉及价值观、国际秩序影响力领域等的竞争。中美战略竞争的展开和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界定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国互动的方式，推动国际体系深层次的变革。2025年1月美国特别竞争研究项目发布报告称， 中国在关键基础设施、关键矿产供应链领域居于主导地位，而美国则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保持领先。在芯缘政治分析框架下，中美战略竞争领域和形态发生了转变，具有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中美两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与算力基础紧密相连，意识形态、军备竞赛和国际秩序主导权的争夺则与算法、半导体供应链挂钩。

（一）中美在算力层面开展全方位竞争

一是中美在技术标准制定、数据流动控制等方面展开激烈博弈。美国及其盟国以往并没有投入大量精力关注标准制定。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数字标准制定正逐渐成为中美地缘政治角力的最新战场。中美两个人工智能大国凭借其算力基础设施，开发各自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争夺“规则制定者”地位。当前，以美国为首的体系以ARM、英伟达（NVIDIA）和西方数据规范为基础；另一个体系则以中国为核心，围绕昇腾（Ascend）和RISC-V等替代架构形成标准。2021年和2022年美国众议院连续通过包含在技术标准领域如何应对中国挑战、发挥美国影响力重要条款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美国竞争法》，明确要求美国政府支持、鼓励国际标准化组织“采用美国制定的技术标准”。2023年5月美国又发布《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标准战略》，旨在半导体、计算、关键矿产供应链等领域标准制定中保持领导地位和竞争力，避免中国掌握和主导国际标准制定权。近年来，中国虽然积极参与标准制定，但是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中国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占比仅为2%左右。2017年，中国出台《网络安全法》，明确数据主权的概念，2021年9月又通过《数据安全法》，加强数据向境外传输的限制，试图建立数字技术法规以主导技术市场规则。

二是中美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和大模型研发技术层面的角逐。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和大模型研发技术优势被转化为数字空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影响力和主导力，直接影响该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当前，从算力规模和综合实力而言，中美属于第一梯队，美国技术领先，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算力占优，中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占地规模位居全球第二，智能算力占比超25%，而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属于第二梯队。虽然美国在整体算力方面及高端芯片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在推动算力发展的能源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则更具优势。在算力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层面，当前美国占据全球90%的新增算力份额，并不断加大智能算力投入，以巩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2024年美国私人人工智能投资增长至1091亿美元，几乎是中国（93亿美元）的12倍，新增将近900家人工智能公司。虽然当前中国智能算力规模不足美国的十分之一，但是中国正在将算力基建化，在投入规模上不断追赶。2023年中国智算中心市场投资规模高达879亿，同比增长90%以上，预计到2028年，中国智算中心市场投资规模将达2886亿元。截至2024年11月，中国已投运的智算中心项目将近150个，在建及规划建设的智算中心近400个。在大模型研发层面，2024年美国机构研发出了40个重要的人工智能模型，远超中国研发的15个和欧洲的3个大模型。在下载量层面，根据研究机构Sensor Tower的数据显示，GPT全球下载量达9.1亿次，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而DeepSeek的下载量仅为1.25亿次。美国人工智能得益于在计算半导体、尖端研究和金融资本方面的优势，仍然被广泛视为行业的黄金标准。虽然美国在过去十年里开发的大模型数量居于全球之首，在生产顶级模型上依然保持领先地位，但中美人工智能模型的性能差距正在大幅缩小且已接近持平。如2024年1月美国顶级模型在LMSYS聊天机器人竞技场中的表现比中国最好的模型高出9.26%，但到2025年2月这一差距已缩小至1.7%。中国研发的大模型在文本转换或视觉能力方面具有强大竞争力，如DeepSeek的V3模型优于美国OpenAI的GPT-4和Meta的Llama版本。中国通过算法优势突破算力的限制，快速缩小与美国在大模型研发上的差距。尽管中国研发的大模型在性能上与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但因美国掌握高端芯片，其研发大模型在性能和数量上依然领先。总体而言，美国在人工智能时代拥有更强的国际地位，在国际竞争上具有更大的话语权。

三是中美在支撑算力发展的高效能源开发上的竞争。能源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动力，算力基础设施的运行和人工智能模型的计算都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能源供应的持续增长已经成为人工智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效能源更是人工智能大规模长期发展的必备条件，中美两国谁能更好掌握能源的开发利用，谁就能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竞争中更具影响力。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意味着功耗的增加，据国际能源署（IEA）统计，2024年数据中心用电量约占全球用电量的1.5%，其中，美国占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的份额为45%，其次是中国（25%）和欧洲（15%）。然而，目前中美在总发电量上存在较大差距。根据Statista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发电量约为3349吉瓦，高于2023年的约3000吉瓦。相比之下，美国的发电能力约为1225吉瓦。中国在新能源领域开发方面具有优势，但美国正弥补其在高效能源开发方面的劣势，试图赶超中国。自21世纪初以来，美国的电力需求激增，原因在于其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预计到2030年，人工智能可能消耗美国8%的电力，而2022年这一比例仅为3%。美国电力系统在许可和新能源监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可能限制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截至2024年8月，美国没有在建的反应堆，2024年11月，美国核管理委员会才批准了首个第四代发电反应堆的建设许可。特朗普在第二任期第一天就宣布美国能源进入紧急状态，签署了“释放美国能源”的行政令， 2025年5月23日，特朗普又签署了4项法令，旨在25年内将电力产量提高4倍，并到2026年7月4日让三座核反应堆投入运营，试图通过“核能复兴”满足美国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以此作为美国保持人工智能竞争优势的关键手段。相比之下，中国在核能建设领域持续发展，目前全球在建的58座常规反应堆中，中国占据了22座，中国的首个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也已投入商业运营。在核能研究前沿领域，中国的技术优势越来越强。虽然过去三至四年全球私营部门在核聚变领域已投入70亿美元，其中约80%来自美国公司，但中国政府目前每年用于核聚变研究的投入达到10亿至15亿美元。尽管美国是全球最早研究核聚变发电的国家之一，但2015年以来中国的核聚变专利数量激增，现在已比任何国家都多。

（二）中美在算法层面出现新形式的竞争

第一，中美围绕高科技企业的核心算法开展攻防。美国拥有在全球排名靠前的社交媒体，如脸书（Facebook）、X、油管（YouTube）、照片墙（Instagram）等，这些社交媒体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广泛的用户基础和影响力。但近年来，中国的社交媒体在全球市场崭露头角，如字节跳动的TikTok成为仅次于YouTube的热门社交媒体应用。除其涵盖中美竞争背后的经济利益博弈与法律争议之外，TikTok的算法还成为中美战略竞争在文化领域的重要体现，被美国认为可能给其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带来风险。自2017年进军海外以来，TikTok在2020—2022年分别以8.5亿次、6.56亿次、6.72亿次的下载量连续占据全球移动应用程序排名第一，在2023—2025年，TikTok仍然在全球应用程序下载量中排名前三。TikTok凭借独特的短视频社交模式以及推荐算法吸引了全球大量青年群体，更是在美国市场中迅速积累了1.7亿美国用户。2019年11月，特朗普开始对TikTok进行审查，随后禁止美国政府移动设备和军队使用TikTok。2024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法案》，声称TikTok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风险，美国将对TikTok采取封禁措施，迫使TikTok脱离中国企业控制。一方面，美国要求TikTok公开算法，声称TikTok专有算法决定用户在应用上看到的是受到中国操纵的内容，并且为中国政府收集大量美国用户数据；另一方面，美国要求字节跳动在一年内出售TikTok股份，将TikTok算法数据留在美国。针对美国强行拆分TikTok的行为，中国采取了强有力的反制措施。2020年8月28日，中国商务部调整更新《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限制出口的规定，新增计算机服务行业“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技术”。这实际上就是以法律规范严禁中国企业将此类算法作为资源进行出售，不允许字节跳动出售TikTok算法。中美之间围绕TikTok算法的斗争是争夺“文化战争”重要工具的表现。

第二，中国利用算法应对美国认知战和舆论战。算法是生成信息的武器，也是现代认知战中制胜的重要因素，借助智能算法能确定目标受众、生产信息和操控传播渠道，塑造认知态势。能被操纵的社交媒体算法往往成为美国相关机构、政客影响大众对华认知、操控舆论的重要手段。比如，美国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曾利用其政治身份，频繁在社交平台X上转发大量涉华虚假信息，对中国进行肆意污蔑，通过算法操纵舆论影响国际社会成员对华认知和政治立场。而中国部分颇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如胡锡进、外交官刘晓明等在社交平台X和Facebook上注册账号并宣传中国正面形象，发布反驳西方对华偏见的推文，为中国在全球影响力争夺战中积极发声。然而，美国媒体却指责这些账号通过制造获得广泛支持的假象，利用算法提升热门帖子的传播量，让更多的用户接触到中国政府的宣传，扭曲平台算法，暗中操纵网络舆论。美国大选期间，路透社、美联社等媒体指责中国在西方媒体平台上传播美国涉台湾当局政策的“虚假信息”、放大对美国社会和政府的现有批评等，并利用社交媒体算法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干扰美国民众的选举投票和认知。

第三，中美军事领域中强化算法工具的使用。人工智能驱动的军事系统正在将算法应用于军事和战略决策、分析战场数据、推荐行动方案，甚至自主攻击目标。布鲁金斯学会在2025年6月18日发布评论指出，未来五年，人工智能将从情报、数据处理和战斗管理等方面进入军事领域。中美双方强化人工智能算法的研发，并不断以更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开发军事武器。虽然美国“字母表”公司坚称不开发可能危害人类生命和健康的产品，但得到特朗普支持后，其人工智能算法被修改并用于五角大楼的作战任务，为特朗普政府的军事政治利益服务。而中国则在2024年6月研发出人工智能“指挥官”，其能在大规模计算机模拟场景中指挥部队。2024年10月28日，美国财政部公布限制美国对中国人工智能、半导体和其他先进技术的投资，目的就在于限制中国发展军事人工智能的能力。

（三）中美在半导体供应链主导权上的竞争

一是美国强化其半导体盟友关系以遏制中国。美国联合其盟友对中国切断芯片供应并限制芯片制造设备的转让，试图从技术、规则、标准、供应链方面合力围堵中国，将中国排除在半导体产业链之外。《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提议美国拉拢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建立“芯片四方联盟”（Chip4），将其作为美国地缘经济战略的重要布局。美国在半导体技术上对中国实施贸易禁运，实际上形成了一个贸易卡特尔。2022年7月，美国推动荷兰禁止阿斯麦向中国出售对于制造全球大部分芯片至关重要的主流技术；2023年1月，美国与荷兰、日本签订协议，形成新的半导体出口管制规范。2023年6月，荷兰政府规定阿斯麦公司出口光刻机必须获得许可证，此前荷兰主要控制生产7纳米、5纳米、3纳米等最尖端芯片的光刻机出口，目前荷兰的管控已延伸至禁止相关企业向中国出售其老一代深紫外光刻机。面对美国的技术禁令和出口管制，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对美国研发半导体所需要的稀土关键材料实施出口管制。中国的镓和锗这两种关键半导体原材料的产量分别占全球的95%和60%左右，但自2023年8月1日起，中国对镓、锗实施出口管制，停止对美国出口镓、锗。2024年12月3日中国商务部宣布，首次将对向美国出口的包括镓、锗、锑和超硬材料等关键矿产实施禁令。

二是美国单方面加大对中国出口高端芯片的管制。当前，在尖端芯片的电子自动化设计（EDA）领域，新思科技（Synopsys）、楷登（Cadence）和西门子EDA（Siemens EDA）等美国公司分别占据了32%、29%和13%的市场份额，主导了74%全球市场份额。虽然中国在半导体产业链中不占据主导地位，在先进制程领域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存在一定差距，但在成熟制程领域中国则突飞猛进，占据了28%的市场份额，业界预计2027年中国的市场份额将达到39%。一方面，美国凭借其半导体供应链的优势地位，管制出口芯片以全面打压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2022年10月7日，拜登政府宣布出台针对中国人工智能和半导体技术的新出口管制政策；2023年10月17日，美国发布针对先进半导体的对华出口管制新规，并将13家中国显卡企业列入实体清单；2025年1月，美国进一步升级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的对华限制措施，发布《人工智能扩散出口管制框架》，框架禁止中国进口美国先进人工智能算力芯片。2025年3月25日，特朗普政府增列54家中国的企业实体清单，进一步限制中国人工智能和先进计算能力。此外，美国还启动“301条款”审查中国的成熟制程芯片产业，调查中国对成熟制程芯片的补贴。美国一步步升级对中国的芯片制裁，以严苛的出口管制限制中国获取其半导体技术的机会，该行为对全球贸易造成了巨大冲击。另一方面，美国试图遏制或摧毁对其构成“威胁”的中国科技公司。从2019年起，美国便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企业向华为出售产品和服务，撤销华为的出口许可证。2025年，美国直接对华为的昇腾芯片实施全球禁令，明确在全球任何地方使用华为昇腾人工智能芯片，都将构成对美国出口管制规定的违反。

三是美台强化半导体供应链的合作，进一步遏制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美国长期以来通过支持台湾当局打压中国，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中国台湾在半导体供应链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当前大多数美国芯片公司如英伟达、高通、AMD、博通等都只设计而不生产芯片，反而高度依赖代工厂来制造芯片。虽然台积电、三星和英特尔三家公司都能够制造出当今最为先进的半导体，但目前只有台积电能够制造出可靠的、人工智能行业大量使用的英伟达H100 显卡等设备的芯片，这奠定了中国台湾在全球半导体行业的中心地位。尽管多年来台湾当局禁止向中国大陆出口光刻机等关键芯片制造设备，但其此前从未将中国大陆主要科技企业或芯片制造商正式列入实体清单，然而2024年赖清德就任台湾当局领导人后，积极配合美国强化对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制裁。2025年6月14日，民进党当局已明确把华为和中芯国际列入出口黑名单，预计将部分切断华为与中芯国际获取中国台湾关键技术、材料与设备的渠道。

综上分析，尽管中美两国在传统地缘政治方面的竞争仍在持续，但双方围绕算力、算法以及半导体供应链的竞争日趋激烈。中美在半导体设计研发、芯片制造、大规模能源开发、稀土矿产资源开发、大模型、算法和半导体供应链的控制权等各领域展开全方位角逐，并且这一趋势日渐激烈。中美战略竞争形态和内容的转变，正是人工智能时代下国际政治发展新趋势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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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李雨函